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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法治路线图:理念、进程与前景

   日期:2021-07-25     来源:www.yixingjindian.com    作者:未知    浏览:307    评论:0    
核心提示: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21)01-0062-08伴随《中共中央关于全方位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的颁布,“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逐步加快了走向实践的节奏。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1)01-0062-08

伴随《中共中央关于全方位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的颁布,“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逐步加快了走向实践的节奏。作为法治梦想建构的要紧范畴,法治政府成为各级政府追寻的目的和努力方向。秉持法治思维,依法执政,无疑成为政府所要遵循的最佳治理模式。面对日益紧急的诚信危机,政府的处置应付也势必会在法治的道路上前行。好的施政理念需依托政府的行政行为和行政职能才会转化为实质成效。国家和地方层面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努力,既凝聚着各办法治探索的心血,更传递出进一步改革和健全的诉求。毋庸置疑,社会诚信体系的法治建构在将来会更看重统筹领导机构的建设、诚信权利的保障,与非正式规则的运用,从而以塑造诚信政府为基础带动和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1、社会诚信体系共识的形成:从“口号宣示”到“法律倡导”

社会诚信体系理念共识的形成,随着的是政治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进程。在刚开始的看法形态中,诚信有两个鲜明的进步阶段,从隐蔽暗示到鲜明倡导,是革命话语向政治话语转变的过程。直至社会诚信体系理念被官方所认同,政府治理失信才进入正式的议事议程。

(一)革命与改革话语体系中的诚信看法

诚信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之中,同样,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健全也渗透着诚信的理念,构成法治诚信的思想基础。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要紧思想到科学进步观,政治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进步,这本身就是诚信理念的体现。在具体实践进程中,尤其是在“革命”向“改革”主题转变过程中,诚信理念得到真切体现,这也是我党认识问题的要紧办法,是维持生命力的要紧砝码。

在革命年代,诚信观念主要体现于革命的立场与方案之中,主如果革命理论与具体状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调查,没发言权。”[1](p.109)在《改造大家的学习》中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会大家认真地研究状况,从客观的真实状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大家的很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道理。”[2](p.797)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则强调:“以往革命的发动者,总是是起初用欺骗的手法骗得民众信赖,随后革命成功,学会政权,后来又渐渐被人民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丧失了民众的信赖,‘盗贼之行……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哪个信之!’”[3](p.459)此外,《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海量文献也不乏诚信的思想。正是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引导下,取信于民,依赖人民的支持,革命才走向了胜利。诚信成为引导革命胜利的要紧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诚信在政治理论体系中越发遭到看重,贯彻到政治、经济等很多范围。尤其是在推进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邓小平的诚信思想对于维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社会进步具备重大积极意义。1991年,邓小平考察上海时专门提到了“经济与信用”的关系问题,“只须诚信,根据国际惯例办事,人家第一会把资金投到上海,角逐就要靠这个角逐”[4](p.366)。在具体经济工作中,邓小平反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所有企业事业单位,所有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需要实行信誉高于所有,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 [4](p.366)。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阐明了中国坚守诚信的立场:“大家担忧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不是能一直如一地实行……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我们的诺言的。”[4](p.102)邓小平的诚信思想得到了贯彻和继承,后来的领导人对此多有论述。江泽民指出,“互信”是安全之本,“互信就是以诚相待、言而有信”。胡锦涛也需要以诚信的态度对待政绩,不然“必然紧急削弱大家党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战斗力,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后妨碍全方位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的的顺利达成”<sup>[5]</sup>。习近平则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在本质上都是诚信理念的体现,推进着诚信由隐蔽走向明确,成为独立的政治倡导。

(二)社会诚信体系共识的形成:从“看法”到“体系”的变化

从语源角度考察,诚信释读的文字表述在古今维度并没有较大差异。然而,精神内涵已大相径庭,以阶级和身份为标志的熟人诚信已逐步进步成为以平等、民主、法治为基础的陌生诚信<sup>[6]</sup>。与之相随的是政治话语的流变,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诚信已成为要紧的价值理念,并以此筹谋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要紧方案。

在政治话语中,“诚信”一词在规范性文件中出现得相对较晚,却飞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在政治进步中进行明确的“诚信宣示”。然而,伴随社会失信问题的日益突出,诚信的政治宣示进而转换为更具体、更规范的法律形式,成为法治的要紧内容和基本需要。在官方文本中,诚信的内容也愈为丰富,逐步进步成为独立而健全的体系。

刚开始,“诚信”是国家推进道德建设的要紧倡导。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推行纲要》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主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国家初次从策略高度关注道德问题。2002年,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要坚持“以诚实诚信为重点”。2005 年,胡锦涛指出,“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紧内容。2006 年,胡锦涛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诚实诚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道德需要,明确了诚信在社会评价中的意义。2007年,十七大报告则第三强调,“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大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用途,引导大家自觉履行法概念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诚信由此而在道德范围、政治场域遭到持续看重。2012年,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提出“主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主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主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主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个人层面,“四位一体”,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需要<sup>[7]</sup>。由此,诚信被提到新的高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分割的要紧组成部分。 “诚信”更是规范的关注焦点与目的追求,是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和要紧范畴。在2003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指出:“打造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规范,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11年2月,温家宝指出:“目前影响大家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大家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2011年十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打造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打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环境。2012年,十八大报告又提出,“深入拓展道德范围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大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法律在多重层次透漏出对诚信的看重,诚信不止是对立法的底线需要,也是法律实践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可见,“诚信”已俨然成为法治的主要话语,从刚开始的“口号宣示”到如今政策文本中的“正式规划”,失信问题已纳入法律治理的范畴之内。而诚信理念也从晦暗不明到明确倡导,话语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和实务界兴起了研究诚信和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热潮。毋庸置疑,政治诚信的流变促进了法律诚信的研究与探讨,而由“口号治理”向“法治探索”的转换也是诚信治理的必然走向。

2、国家层面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部署与举措

国家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主体力量,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规划设计与基本举措,关乎体系建构的成败。自2007年中央政府关注“社会信用体系”以来,诚信治理的范畴、责任机构、依循规则日益明确化和规范化。然而,在法治进程中,国家依旧需要认同公民的诚信权利来增强社会诚信重构的成效。

(一)社会诚信建设的政策进程与机制设计

伴随社会诚信从政治宣示到法律实践的转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国家“五年规划”等权威性宏观规范的指导下,国家在社会诚信体系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自2007年始,国家层面即颁布了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建议》,并打造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规范,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负责并指导社会信用工作,根据统一领导、综合监管的原则,依据具体业务范围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分别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平时监管,落实监管责任①。2008年,国家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调整为人民银行,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与机构为成员单位②。2012年,国家又将牵头单位调整为国家发改委与人民银行,并增加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机关与机构为成员单位。可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国家维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在微观层次,重点突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主要集中于经济金融范围,通过成员单位的组成即可看到此种趋势。不论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怎么样调整,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税务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关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重要部门,都是联席会议的核心成员,关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决策都要依赖这部分业务管理部门的实行与实践。而同样作为核心成员的国务院法制办和公安部,则在国家信用规范的拟定、审核与实行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保障用途③。

除此之外,国家推进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已经突破了经济诚信的边界,拓展到政务、司法等范围。2012年,国家在部际联席会议职责中就增加了新的规定――“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④。同时,伴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成为成员单位,司法诚信等公共范围的诚信建设日益遭到看重。这种趋势能够帮助推进诚信建设的进程,但也给现有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挑战。国家需要改进和加大顶层设计,提升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效率,促进全国性诚信体系的形成。

目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规范并不是实体性机构,主要由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牵头推行诚信建设,平时工作机制不健全,会议间隔太久,如2007年3月打造部际联席会议规范,直到2009年3月才召开第二次会议,等等。可见,很态化的工作机制难与时有效地回话社会突发问题,现有领导统筹机构解决失信问题的效力遭到质疑。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地位高于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国家发改委和人民银行牵头不只不可以将司法公信建设提到与经济(金融)诚信并重的地位,也缺少足够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国家顶层设计重在明确或成立实体性的中央领导机构,加大全方位的组织协调和统筹规划<sup>[8]</sup>。

(二)诚信权利(知情权、隐私权与信用权)的法律保护

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虽到今天未有关于知情权的有关规定,但

2002年十六大报告已经提及“知情权”定义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达成不能离开对知情权的保障。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四十一条也指出,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员工,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员工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中列举的上述基本权利要正当合法地达成,都有赖于对事实真相的认知。如若不可以通过适当的规范设计保障公众知情权,权利实践只能是空谈。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知情权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正如中国宪法同样没将生命权纳入正式文本的权利规定体系,但不可以因此不承认生命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地位。由于基本权利的定位取决于权利本身的性质和属性,不可以因缺少法定依据而否定其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和用途。除此之外,《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的规定为加大知情权保障提供了直接依据,即“每人都有权享有倡导和发表建议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同意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隐私权在事实层面遭到现行法律的保护。在中国法律体系中,隐私权主要是民事权利的范畴。在《民法通则》(1986年)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中并未包含隐私权的内容,早期的司法实践只不过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保护的范畴,这在一定量上限制了权益保护的力度和范围。而伴随司法经验的积累,隐约的隐私权意识和定义已进步成为法律所确认的权利。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根据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名字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由此,隐私权在法律体系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公民有关权利救济也因而有法可依。在现有法律体系中,中国宪法虽然没关于隐私权的明确规定,但第三十8、三十9、四十条的有关规定在内容性质上与隐私权的实质内容基本一样。尤其是法条中关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与上文述及的《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条款中的内容都有相同或类似之处,是尊重人权的文本反映。这部分规定实质上又将权利保护引入两个维度,即生活安宁和私人秘密;而这恰好是隐私权的主要内容。这样来看,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都在公法与私法意义上与事实层面支持对隐私权的保护。

信用权保护是诚信法治的内在需要。信用权的立法保护却是学界的一致倡导。赵万1、胡大武等学者曾概要了国际上信用权保护的七种模式,翟云岭教授也倡导对信用权进行直接保护⑥。中国法律体系到今天未有关于信用权直接保护的规定,《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条文中都未列举信用权的内容。但,值得关注的是,信用权已被纳入立法议程,2002年12月23日提请全国人大法工委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在第一编总则和第六编人格权法中分别对信用权做了列举和规定。信用权的保护关系到社会主体的具体诚信(信用)权益,是社会诚信体系中个体权利的直接体现。尤其是伴随社会失信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节奏的加快,信用权应尽快明确为私法的要紧权益,在法律中得到明确保护<sup>[9]</sup>。

3、地方政府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总体概况

在诚信治理理念日益规范化与法治化的宏观背景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从中央到地方飞速普及,而地方的角色更为活跃,已成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角。中国31个省、直辖市与自治区⑦都进行了关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并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

(一)政令规章在地方社会诚信建设的规范保障方面占有要紧地位

在地方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性权威规范占有要紧地位,是规则体系的主体部分。无一例外,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诚信建设都以有关的规范本件为依据和准则。其中,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规范性文件相对健全,自成体系。在社会诚信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已经打造了关于诚信治理的很多规范――4个省份发布了地方性法规(陕西、海南、湖南、广东),16个省份拥有我们的地方政府规章(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湖北、湖南、海南、四川,约计三十一部地方政府规章),每一个省份都有以政府组成部门或工作部门主体拟定的其他权威性规范本件。其中,2007年广东人大常委会拟定公布的《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条例》是全国首部关于信用建设的地方性法规;2011年的《陕西公共信用信息条例》是国内首部公共信用信息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对用公共信息做出了明确界定;除此之外,《湖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大力推进社会信用建设的决议》、《海南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大信用建设的决定》也是如今地方性法规的要紧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规章层面,各省多使用政令的形式发布,在内容上比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更为宽泛,是地方社会诚信建设中较有代表性的规则形式;但应该注意的是,以政令形式发布的规则并不是都是政府规章,如《广东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我省信用建设工作的公告》(粤府[2002]24号)、《浙江人民政府关于建设“信用浙江”的若干建议》(浙政发[2002]15号)等。在地方社会诚信建设中,真的占据规则体系主体部分的是诚信建设牵头部门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权威规范,对社会诚信机制建设做了详细规定,如《关于印发黑龙江公务员诚信建设策略的公告》(黑人保发[2010]95号)。

(二)政府是地方社会诚信建设的主导力量

政府是地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要建构主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分担着建构社会诚信的具体任务。在地方负责组织推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牵头部门主要分为三类,即地方政府组成机构、平时办公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其中,地方政府组成机构包括省(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省商务厅(吉林、青海、新疆、云南)、省进步和改革委员会(辽宁、浙江、安徽、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福建、江西、甘肃)、省工商局(山西),与人民银行各省支行(河北、山东、河南、海南、贵州、西藏);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则是指有关省市、自治区的金融管理办公室(天津、内蒙古、湖南、宁夏)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重庆);而政府平时办公机构是指各省的政府办公厅(黑龙江、湖北、广西、四川)。作为牵头部门,这部分机构肩负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角色和使命,向省级政府或社会诚信建设的协调机构负责,并负责传达和实行有关决议与任务。此外,政府在组织建设方面也着力不少,31个省份都打造了社会诚信建设的总体协调机构,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社会诚信建设联席会议与领导工作小组规范。其中,12个省份建有联席会议规范。

(三)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是地方社会诚信建设的弱点

在地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社会力量开始有限度地参与社会诚信规范拟定与专业人才的培育工作。尤其是在保障诚信的非正式规则方面,社会诚信(信用)服务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省的社会诚信建设。以上海为例,2005年成立的上海信用服务行业协会已经成为上海社会诚信自律规范体系的主角,先后于2007年和2013年牵头拟定了《商业征信准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大上海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建议》。前者是行业准则,适用于上海辖域内所有征信机构的商业征信活动;后者是政策建议,被政府部门采纳,正如上海经信委副主任陈跃华所言:“建议框架思路明确、举措革新、扎实推进,为上海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建议》提供了依据。”<sup>[10]</sup>而在人才培育方面,高校等教育组织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尽管社会力量开始参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进程,但主要限于精英力量的参与,参与面小,影响力弱,并未进入社会诚信建设的核心层次,亟需进一步发挥更为积极的力量。 (四)互联网成为地方社会诚信建设的主要阵地

互联网是地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运用最广的媒介。中国31个省份都有我们的官方诚信网站,互联网在地方社会诚信建设中占有要紧地位和用途。这部分网站一般包括信用公示、信用查看、政策法规、征信管理等内容。政府等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主体可以通过网站发布权威规范本件,向社会展示建设的进程。在各省信用网站中,浙江的信用网站构造较为合理,信息较为全方位、更新准时,值得借鉴参考。“信用浙江”网站由“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省发改委主管,将信息整理为“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三个板块,板块之间各有不同。个人信用信息管理软件和企业信息管理软件主要提供信息查看和负面信息公示业务,负面信息由业务主管部门或对口部门提供,如法院提供“个人未履行生效裁判失信信息”、司法局提供“律师年度奖惩状况信息”,等等。政府信用板块则包括三项内容:信息公开、互联网问政和网上办事,目的在于服务社会公众,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三个板块有机结合,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快捷的诚信服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的社会诚信设计网站总是“各自为战”,缺少协调和信息的交流,未能达成国内的联网,存在一定量的信息割据,给公民查阅信息带来了一定量的不便。

4、策略化与规范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将来景象

现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已在覆盖范围、权利的法律保护、政府规章建设等方面获得了肯定的成绩。然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更需从策略和规范层面进行深入健全,加大顶层设计,拟定长远进步规划,保证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稳定性和社会成效的达成。

(一)明确领导机构,统一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进程

领导力弱、统筹协调不力是目前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通病,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亟需要重视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牵头部门或协调机构一般由政府组成部门负责,权威不足,功用不符合理想⑧。因此,要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进程,需要继续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领导机构。

综合中央和地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近况,可从两方面谋划改革举措。一是由立法机关或其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负责规划统筹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同时兼顾司法公信体系和政务诚信体系;政府及有关部门,主如果市政府办公厅和人民银行,分别负责政府自己公共诚信与个人诚信体系的建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此种设计符合宪法构造,有肯定的法定权威,具备形式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当前情况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成效取决于人大实质地位的强化,此种设计可能仍然存在关于效力问题的质疑。二是由党的常设机关或成立专门的“诚信建设小组”统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或地方党委主要点导(至少是常委)担任组长协调党政各个机关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推进社会诚信建设,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二)强化规范的保障用途,推进社会诚信法律体系建设进程

在社会诚信建设过程中,官方拟定的规范需要形成统一体系。既要强化政府政令规章的既有用途和地位,更要具备法治意识,颁布法律或地方性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现在,中央层面还未提出或颁布有关的立法动议,地方政府在诚信立法范围反而走在了前面,全国已有4个省份拟定发布了地方性法规。

除在国家层面健全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使之健全形成统一不悖的法律体系外,根据国家和地方治理的通行做法,拟定更具指导用途和核心统帅地位的“规划”势所难免。这部分政策规划一般是由政府组成部门拟定,经人大量准后实行,主要筹谋将来的工作重点。社会诚信体系“规划”由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牵头部门或协调部门组织拟定,向社会公众或有关主体征询建议和建议后,以政府的名义提交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然后向社会公布并根据实行。这既能增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合法性基础,也能能够帮助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整体布局和统一谋划。

(三)重视同意社会监督,正视非正式规则有哪些用途

“礼失而求诸野。”在诚信法治的理性建构以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不可以忽略当地资源的借助和诚信自发秩序的演化。国家法治以外的“非法之法”,更贴近于社会生活,是日常的法,更能体现社会主体的诚信意愿,是自发演化的“自然秩序”。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需要有开放的视线,应该承认行业准则等非正式规则有哪些用途。行业组织的主要用途主要体目前规范规定、诚信评估和失信惩戒机制建设等层面。尤其是在食品安全范围,更应该以社会自治为基础,认同行业协会规则正当性,使之可以发挥惩戒用途。如承认“火锅协会”的准则的约束力,使行业可以自治,政府才能抽身集中进行监管。除此之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牵头部门要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同意社会监督,尤其是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让更多有益的建议融入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范畴,以增强社会认可和推进既定目的的达成。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社会诚信体系共识的形成阶段,还是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阶段,甚至于在前景的展望中,政府或国家都是不可忽略的力量,在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主导用途。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成为凝聚诚信体系共识的推进力量,法治成为广受认同的约束诚信的要紧规范。以此为基础,规划、政策、政令规章也成为建设诚信的规范屏障,在形成建设策略和维护诚信主体的知情权、隐私权和信用权方面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行业规范、社会组织也成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要紧参与力量。由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法治路线图便展示于前――以政府推进为主线,以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强化策略性和规范性约束与保障,以追求社会秩序重塑的宏大目的。

注释:

①具体规定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建议》(国办发[2007]17号)。

②具体规定参见《关于赞同调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职责和成员单位的批复》(国函[2008]101号)。 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较大规模的调整有两次:2007年成立之初,牵头单位为国务院办公厅,成员单位还有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商务部(全国整规办)、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和国信办。2008年调整后,成员单位增加到18个,即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的调整将更多机构纳入其中,新增加了中央纪委、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高检院、教育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农业部、文化部、卫生部、预防腐败局、公务员局、常识产权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向非经济范围拓展。

④具体规定参见《国务院关于赞同调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职责和成员单位的批复》(国函[2012]88号)。

⑤在十六大报告中,知情权首次被正式提出――“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拨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此外,党的要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也明确提及关于知情权的内容――“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⑥赵万1、胡大武教授概要的七种模式分别为:智利―德国模式、俄罗斯模式、法国模式、荷兰模式、日本模式、意大利模式、台湾区域模式。翟云岭教授觉得,现在国内使用《反不正当角逐法》进行的间接保护模式并不是完备,应该支持信用权纳入民法典作为单独的权利进行保护。具体参见赵万一,胡大武:《信用权保护的立法研究》,《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翟云岭,任毅:《国内诚信体系构建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法治平台》2008年第1期。

⑦国内的主权地区和领土范围包括两岸四地,即国内区域、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区域;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指国内区域的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后文的相同表述也包含此意。

⑧以31个省级地方政府为例,办公厅、发改委、经信委、经贸委、商务厅等部门是各省进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所依托的主要机构:有3个省份将商务厅作为牵头部门;办公厅、发改委、经信委、经贸委则分别被4个省份共计16个省级政府列为社会诚信建设的牵头部门。此外,金融办等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人民银行地方支行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省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在此情境下,因为政治地位的限制,牵头或协调部门有哪些用途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业务范围,难以有足够权威对其他部门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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